不久前，北京大学黄宗良教授的论文集《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此书汇集了2004年以来他的四十多篇文章，从苏俄革命直到当代中国，对人们时下关心的许多历史、理论和现实问题均有论列。读完此书，感到有相当的重量，遂产生写一篇评论的念头。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与现实关系紧密相连。正因此，这个领域中的学者，任谁都不可能终生蛰伏书斋，不问世事，像考据家那样沉浸在故纸堆里。但是，知识结构、学术兴趣以及志向等各方面的差别，决定了研究者们的侧重不同。一些人较专注于理论、历史中的问题，另一些人则对现实社会与政治问题给予更大的关怀。 黄宗良教授应该属于后一类学者，他的这本文集，便具有这一突出的特点。无论谈苏联还是谈中国，他的落脚点都是十分鲜明的，即通过自己的头脑、口和笔，着眼于我们社会当前的迫切问题及未来的进步方向，针砭时弊，直抒己见，提出建设性的主张。 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中，苏联与中国的发展道路十分相似。惟有在联系和比较中，才能真正把握住这两个大国的内在发展逻辑，从而对我们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有深入的了解。黄宗良的这本文集，在这方面的意图是非常自觉的。 整个说来，他对苏联和中国的总的革命道路仍持明确的肯定态度。他反对如今流行的“告别革命”之说，认为处于严酷剥削压迫之下的人民理应有革命的权利，不同意从根本上否认革命的历史的和道义的合理性。他认为，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着众多的错误和失败，从苏联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还是应该承认的。即使对于斯大林模式，他也还是有相当程度的肯定，认为，我们“并不是否定斯大林模式曾经取得的成就；我们只是不赞成把它当成惟一的社会主义模式”（《文集》第38页，以下引此书，仅注明页码）。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市场经济道路上的成就，也都不含糊地给予正面的评价。 然而，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从我们当前的社会进步需要出发，《文集》中更多的是对苏联模式以及当前我们政治体制中的弊病的揭示和批判。这种揭示和批判，并不像时下的不少蹩脚批评者那样，只会拾起“阴谋论”这件再破旧、再笨拙不过的武器，胡乱挥舞一通，而是通过历史的分析和理论的论证，指出这种体制下的众多缺陷和矛盾，并提出自己的解决问题之道。《文集》中这方面的许多言论，尽管往往出自十几年前，至今看来仍是很有启发性的。针对那些饱食终日之余，不问是非曲直，不问青红皂白，永远高唱盛世赞歌的人，黄宗良提醒的是：少些盛世心态，多些忧患意识! 这本文集涉及面广，内容丰富，但贯穿全书的核心议题，是对从苏联到中国这类“现实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化”现象的关注和论述，因此，我的这篇评论也就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来。 黄宗良认为，特权官僚阶层是苏联社会主义的致命伤。他写道：“苏联体制、包括苏共党内的体制的突出特征是高度集权，一党高度集权，领袖个人高度集权，甚至个人专权；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这个体制的关键性毛病就是在干部任用上，广泛实行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使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流于形式，甚至连形式都不存在。这就从根本上无法真正体现党的宗旨、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这就导致两个后果：使领导集团、执政阶层不能从体制上保证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最后形成了从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世界观和价值观都同广大民众格格不入的官僚特权阶层，于是大部分民众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党并不像所说的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只是代表了官僚阶层的利益。”（第41页） 黄宗良向人们说明，在苏联，官僚化问题由来已久。早在革命后的最初岁月里，由于权力的不断集中，官僚主义已经开始萌芽，到了斯大林时期，更是全面发展膨胀，形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官僚特权阶层。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有过一些值得肯定的改革措施，但没有真正突破斯大林体制的框架。勃列日涅夫时代总的说来是因循守旧，回避问题，平庸无为。表面看上去，这一时期制度的运作似乎平稳了，完善了，但在表层下面掩盖着的是矛盾的深化。官僚特权阶层更加膨胀了，滥用权力、营私舞弊的情况更加普遍了，“官民矛盾，即官僚特权阶层与要求苏联社会前进，跟上当代世界潮流，不断提高物质文化水平的广大人民的矛盾”（第83页）更加严重了。在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之下，矛盾在潜移默化地积聚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原有的体制内“已经没有多少改革的余地了”（第50页）。这些矛盾，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随着“新思维”、“公开化”的推行而全面爆发。依照黄宗良的意见，戈尔巴乔夫的这些主张，一般而论并不为错，但他没有掌握好“限度”，“没有估计到可能的失度、失控”（第88页），以致事情终于发展到政治巨变，国家解体。一个庞大无比而又脆弱的建筑，在官僚特权阶层的长期统治和广大民众的失望之下，顷刻间便倒塌了，“官僚特权阶层变成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颠覆者”（第143页）。 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中国是否也有类似的这种官僚特权阶层呢？在《文集》中似乎没有看到对这个敏感话题的明确答复，而在我们的现实条件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文集确实无处不在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黄宗良对我们当前人人都深恶痛绝的官员滥用职权、贪污舞弊、为所欲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在当前的中国生活中一对突出的‘关系’和‘矛盾’是‘官民’关系，干群关系”（第166页）；“官民矛盾是当前中国突出的矛盾”（第143页）。黄宗良一再呼吁，“中国并非可以高枕无忧，并没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认为，中国可以完全避免苏联的前车之鉴”；“传统的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不改不行，不改早晚有一天要发生‘地震’”（第186页）。他呼吁，应该利用现有的有利条件，“逐步消除形成苏联式官僚特权阶层的条件”（第143页）。 由这些观点出发，黄宗良许多年来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场合，反复讲述了他的各种反对官僚主义的建议，诸如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借鉴国外政党的成功经验，切实建立权力制约机制……归根结底，是要逐步地完善民主，从而从制度上真正有效地防止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被滥用和权力腐败。黄宗良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几乎见于他的文集的每一页，往往在朴实的文字之下，言简意赅，言近旨远，有兴趣的读者当可自行阅读，用不着我在这里复述了。 官僚主义和特权阶层的问题，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由来已久。它伴随着苏俄社会主义的产生而产生，引起一代代思想者的持久关注，而在今天的中国，这个问题已经成了普通民众无人不谈、无时不议的话题，这正好反映出我们现实中最为严重的矛盾。 在如今的大众网坛上，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学说是造成“现实社会主义”中官僚和特权阶层现象的总根源。这种看法在许多人眼中，似乎已成为不容置辩的最后真理。然而，稍稍切实地考察一下历史便可知道，这不过是重大的误解而已。 不错，马克思恩格斯很少预料到未来社会主义制度下会出现官僚特权政治，正如他们从自己的历史观出发，很少预先讨论未来的社会主义细节一样。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绝非由少数以革命家和人民代言人自居的“无产阶级”新官僚所监护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是由工人阶级劳动者大众自我管理的“自由人联合体”。①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关于以工人阶级自我管理代替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国家的主张，有着非常明确的阐述。可惜如今一大部分人，甚至读都不曾读过这部著作，就把它当做导致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原罪”去叫骂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语境中的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工人阶级的质量和数量都达到很高程度为前提，由工人阶级大众自己而不是少数革命家推动的革命的结果，因此，革命后的劳动者大众实行民主自治，逻辑上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大众民主从根本上排斥了官僚特权政治，此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个问题未予注意的原因。 然而，“现实社会主义”是在与马恩语境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条件下发生的。20世纪人们所看到的社会主义革命，差不多都出现在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远未获得充分发展，劳动者大众的政治自主性还相当低下的环境中。革命按其纲领来说是“无产阶级”的了，但充当原动力的不是无产阶级大众自己，而是出来代表他们的职业革命家组织。革命政党的思想灌输、政治教育、严密组织和自上而下的规划指挥，而不是工人阶级或其他劳动者大众的自觉意识和自主行动，决定了全部事业的进程、方向和结局。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取得政权之后依其内在逻辑而言也就不可能是社会劳动者成员的自治，而只能是党国一体高度集权的“代管制”。官僚主义的现象由此而产生并蔓延，它是经济文化落后状态下的必然结果，因此也是20世纪由苏俄革命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普遍的内生现象。 对于这种现象的根源、特点及其弊病，世界社会主义各种流派中的重要理论家，有着相当丰富的认识和批判。 列宁是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组织策略的首创者，内战时期不断强化党政一体集权政治的主要倡导人，但也是革命领导者中对这一体制的本质和缺陷认识得较为清醒的人。他写道：“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在实际上却是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②《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党纲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6卷第155页。他在病重期间对这种情况深感担忧，并尝试提出一系列措施来克服，但实在说来，已经无能为力了，这不仅仅因为他已沉疴在身，更因为仅靠个人的努力是无法有效阻止集权的总趋势的。这种趋势在日后苏联的历史中加速度向前迈进，直至形成对社会的一切领域实行严密的全能控制，而在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个法则的作用下，管理者也越来越失去早期那种革命者纯真的理想追求，越来越自觉地成为以获取并维护自身利益为追求的特权阶层。正是这个阶层，把社会主义变成了我所称呼的“无社会的社会主义”，从而成为黄宗良教授文集中抨击的那个社会主义的“颠覆者”。 列宁之外，20世纪有一大批社会主义者对这一情况作过深入的分析。在他们中间，至少可以举出列宁同时代的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罗莎·卢森堡、奥托·鲍威尔等人，以及在与斯大林的斗争中失败的托洛茨基、50年代的吉拉斯、后来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等。他们的派别不同，观点各异，方法路径不同，使用的概念也有差别，但都预见到或亲眼看到了官僚特权现象的危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背弃；他们都把这种现象归结为苏俄制度自身的内在矛盾，最终归结为落后的经济条件之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障碍。今天我们大可不必囿于几十年前的陈旧见解，把他们统统视之为敌，而应该像列宁晚年坦承普列汉诺夫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中“有许多真理”①列宁此处指的是普列汉诺夫1917-1918年的文集《在祖国的一年》。参见费希尔：《列宁：神奇的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0页。一样，仔细地倾听一下他们的声音，认真地思考一下他们的道理。依我看来，他们对苏联模式固有弊病的分析，立足于唯物史观方法之上，鞭辟入里，是要比我们当前的许多半吊子“自由主义者”更加深刻得多的。 那么，中国的“文革”又如何呢？那不正是一场反对官僚特权，把权力重新夺回到人民手中的运动吗？如今为数不少的迷恋“文革”时代的人们，就是这样说的。 可是，再没有比这种想法更加糊涂，更加脱离事实的了。 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反修防修”，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而这些危险是来自“帝修反”的外部政治思想影响，而不是体制自身的内在属性。根据这种认识，政治上采取的手段必然是：第一，在永远正确的领袖指挥之下，打倒一切走资派，把本已足够集中的权力纳入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手中，从而使政治集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第二，通过“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法子，把整个国民观念改造得纯洁透顶、大公无私，从而在贫瘠落后的经济基础上靠道德理想去追求共产主义。这与把问题置于经济的客观条件之上去考察社会内在矛盾的唯物史观方法相比，有什么共同之处吗？靠更加集权去克服集权，这有可能吗？说它是一种思想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和道德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制度上的斯大林模式的强化版，不是更合适吗？ 所以，一切要求退回到“文革”年代、重蹈一遍历史灾难的主张，实在是蒙昧、健忘的不智主张。所能为它提出辩解理由的，充其量只能是把它理解为对当今大面积官僚腐败的愤怒。但这种愤怒由于缺少清醒的理论认识，势必变成一种民粹式的情绪发泄。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继续发展市场经济，因为它是为真正实现人民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打下可靠的经济和阶级基础的惟一历史途径，离开这个客观的基础，社会主义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无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国民经济当然需要社会的稳定。但是，这种稳定只应建立在不断扩大人民民主的基础上，这才是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本意，保证了社会的正常有序持续的发展。这个道理，应该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远非所有人都能明白和接受。如今，仍有不断对它加以重复的必要。 黄宗良教授就是不断重复这一理念的人。可以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他这部文集的基本精神，他把这种精神灌注于书的每一页、每一行之中了。黄宗良教授所代表的是中国老一代社会主义研究者的共同愿望，他们珍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这段“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的历史的成就，也对失败和灾难有切肤之痛。他们并不愿意看到天下大乱，彻底倾覆，而是衷心地希望通过自己的呼吁和建议，依靠中国共产党逐步扩大民主，切实地建立起权力制约机制，使得中国在现代化的基础上不断稳步前进，让人民发自内心地确立起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为了传播这种主张，黄宗良教授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有一大批支持者和同志，他是其中的较年轻者，也是最富有活力和政治热情的人之一。据我所知，他的这本文集出版后，得到了许多年高望重的学者的很高评价，例如，社会主义研究领域中的著名学者高放教授和杜康传教授，都表达了这本书给他们带来的同感和喜悦。我作为后辈，也愿向我们的大众推荐这部文集。对于此书中的观点和建议，读者自可见仁见智，但书中所阐述的基本问题和基本主张，我以为应能促进我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