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顿河》描述了1912～1922年俄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族群——哥萨克，经历的一场漫长的苦难。该书围绕葛利高里这一核心人物纠结的爱情、摇摆的政治立场以及各种故事，塑造出了一个“立体的”哥萨克民族，既勇敢、正义、不畏强暴，也存在偏见和局限。“美丑并存”的叙事使该书更具真实性，也更易发人深思。本文将从该书的叙事方式、人物塑造、隐喻式语言、土地与劳动人民的关系四个方面对其叙事特色进行探讨。

一、宏观叙事与微观表达，彰显历史温度

宏观上，该书展现了追求自由的哥萨克人漫长的族群变迁史，从一场战争到另一场战争，从一个军队辗转到另一个军队，从一个政权接替另一个政权，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和流血，最终走向社会主义[1]。作为一本文学性巨著，它的魅力是如今各种速食小说无法比拟的，从“大家”到“小家”，从一场变革到另一场变革，该书将小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力”与“有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生动地诠释了当时社会“乌托邦式”自下而上的革命幻想[2]。

微观上，该书对人物的形象塑造，是以一种极其自然而细腻的方式展开的。即使描写对象只是一个“小人物”，但读者看到的却是其背后的种种“真实”，并且饱含着一种可贵的“诚挚”，这份“诚挚”通过一个个细致入微的细节传达给读者，使其在读者心里“活”了起来，无论岁月如何更迭，读者们还是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因为这是一份“照进现实”的作品。

二、战争赋予人物“骑墙者”身份，突出人性的复杂

“骑墙者”这一词语，出自清代吴趼人的《俏皮话》，它指居于中间，立场摇摆不定的人[3]。纵观俄罗斯文学作品会发现，解构式叙写和肯定式追忆一直是当代俄罗斯作家书写苏联历史记忆的两大主要倾向[4]。且由于苏联独特的历史背景，即经历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等，其作品人物多具有“骑墙者”性质，该书也不例外。主人公葛利高里的“骑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爱情上的“骑墙”。葛利高里一直徘徊于娜塔莉亚和阿克西妮亚之间，最终娜塔莉亚因丈夫婚外情选择堕胎而死，而阿克西妮亚也在逃亡中中弹而死；另一方面是战场上的“骑墙”。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葛利高里在红军、白军以及叛军之间徘徊不定，被命运裹挟着前行。

诚然，“骑墙者”的存在与时代环境有莫大关系。也正因如此，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无法独善其身，摆脱“骑墙者”的命运。即使明白战争考验一切，包括人性，但肖洛霍夫依然可以以一种冷静而有温度的方式诉说战争，其笔下的文字犹如一个个精确而清晰的长镜头，直接将人性的复杂摆在读者面前。

三、客观描写“隐喻”人物情感，凸显话语深度

肖洛霍夫以“意象化叙事”的方式将故事娓娓道来[5]。当他写人时，不止在写人；当他写风景时，也不仅在写风景；当他诉说人物情感时，不直接表达开心或愤懑，纠结或不甘，而是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来“隐喻”或“映射”人物内心的复杂活动。对作者而言，人物与客观环境从来都是一体的，无法割裂，也无从割裂，正如无法将民族命运与时代大背景割裂开来去单一探讨孰是孰非、孰因孰果。

首先，肖洛霍夫笔下的话语主体是多元的[6]。一般而言，人物形象要被成功塑造，仅依靠直接的、单纯的人物描写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一些“旁证”，即主要证据以外的证据，在此，这份“旁证”可以来自其他立体鲜活的人物，也可以来自该人物周遭的环境。用物写人、以物示人其实就是使文本话语充分发挥“隐喻”作用的写作手法。一个人物，不管他在作品中起着怎样的作用，担任怎样的角色，或是大人物，或是小人物，或是关键人物，或是无足轻重，或是代表正义，亦或邪恶，他的形象要“立得住”，就必然不能只依靠自己单方面得出叙述，读者需要看到更多的“旁证”，听到更多的声音。而在该书中，读者看到的不仅有葛利高里，还有阿克西妮娅、娜塔莉娅、彼得罗、妲丽亚、共产党人施托克曼等“他人”，更有静静的顿河这一“他物”。

其次，肖洛霍夫笔下的话语是细腻的。这份细腻不是由于他对所描写景物众多特征的浅层化罗列，而是由于他对“一地鸡毛”的碎片化书写以及“用细致入微去表达浓墨重彩”的话语表达方式。他将特写、长镜头、空镜头、慢镜头等电影手段娴熟地运用在写作中，对具体的人、景、物进行交互式描写，即本书的三种客观描写方式：寄情于景、融景入情和情景交融。同时对细微深处进行放大、挖掘和深探。例如，肖洛霍夫在小说开头对麦列霍夫家进行的描写：“朝露是银色的，光腿上的露珠像新鲜乳汁，脚印像一串烟色”。通过作者丰富的联想、想象以及细致入微的放大描述，一幅麦列霍夫家早晨院子的细腻画面已自动浮现在读者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