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佛器”，通常也称为“法器”“法物”“佛具”“法具”“道具”等，指僧众学佛修持时的用具，也包括他们日常生活所用的器物。佛器被视为体现佛教教义教规的重要物品，在对佛器的讨论中，均把其作为硬件理解。譬如日本的《古事类苑·宗豁》所载花瓶、香炉、盖、花幔、幡、法螺、铙、钹、钟、鼓等。佛器有多种分类法，譬如分为庄严具、供佛器、报时器、携行器、容置器、密教法器、禅宗法器、藏密法器等。密教法器包括曼荼罗、金刚铃、金刚杵、法螺等；藏密法器主要有唐卡、八吉祥、七宝、嘎乌、摩尼轮等。本文通过梳理发现，在众多记述中，茶叶并未被列入佛器之列。但佛教与茶的关系表明，僧众在日常学佛修持以及生活中，他们接触茶、使用茶以及饮茶的频率是很高的［1］(221-250)。茶的实体在参与佛事活动中是重要的，本文将要讨论的三个维度均是建立于茶叶实体对藏传佛教的有用性上的。但与佛教活动和生活相结合而成的藏传佛教茶文化似乎在修持与生活中更具重要意义。《中阿含经》中有：“所蓄物可资身进道者，即是增长善法之具”，暗含着佛器虽为物，但要以实物“资身”，进而实现“进道”和“增长善法”之目的。所以从实物出发形成的修持价值才是佛器之根本。《菩萨戒经》中亦有“资生顾道之具”之说，《禅林象器笺》卷十九中亦写道：“凡三衣什物，一切资助进道之身物，具名为道具。”［2］(210)这些表明，佛器必须具备一定的精神价值。

以此而言，笔者认为，融入佛教中的茶既具备实体性，也具备进道和传播善法的文化性。而其实体从茶叶到茶汁，并被僧众所使用，使茶有别于其他佛器的实体稳固性与持久性，这样便使茶实体缺少了普通稳固持久实体所具有的历史记忆性。或许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茶叶并未被列为佛器之列。但茶实体的这种转化过程却具有可重复性和可持续性，寺院中的熬茶每天都要进行，僧侣们的集体饮茶也要每天开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随着历史的进程绵延。与之相伴的是，佛教茶文化在慢慢形成并演变，并融入修持与生活之中。从这两点而言，笔者认为，将茶称为佛教的“软佛器”具备一定的恰当性。

毋庸讳言，藏传佛教与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在多个方面都有清晰的体现，譬如茶文化在西藏的广泛传播，茶叶在寺院中的广泛应用，茶叶在佛事活动中的不可或缺以及寺院对茶叶的经营等。即使现在，僧侣们依然执着于茶饮，饮茶仍是僧侣们每天最重要的日常之事。从历史维度看，整体上，藏传佛教与茶叶的关系主要包括以下维度：藏传佛教对茶叶的推崇、“宗教—政治”仪式中的茶文化、寺院中设置的司茶职位、僧侣们的茶碗、寺院中茶叶的主要来源、入藏熬茶、布施茶以及政府向寺院的赐茶，等等。［1］(223-249)

如此多的维度中包含着深刻的历史、社会信息。本文将以茶叶的“软佛器”角色为核心重点讨论三个方面：藏传佛教茶文化的意义生成、茶事秩序的本质以及茶文化背后阶级与社会的本质。三者体现了从文化到秩序再到制度讨论的递进性，以呈现茶作为“软佛器”的功能及其价值向度。整体上，藏传佛教茶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本文探讨的基本出发点，并最终落脚于藏传佛教与社会发展进步之间的关系。

一、入藏熬茶：意义的生成及其机制

佛教曾出现过有名的“入藏熬茶”现象。这一现象可被看作具有对自然的征服与协调的重要内涵，同时它也与宗教信仰、国家治理相关联。“入藏熬茶”实为信奉藏传佛教各地区各民族到寺院中礼佛布施的一种俗称，本质上属于一种宗教文化现象，自16世纪兴起后，随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而逐渐兴盛。茶叶是“入藏熬茶”的纽带，并传达出藏、蒙古、纳西等民族对这一文化的共享与共同创造。

“入藏熬茶”呈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于三个方面。首先，与自然之关系源于茶叶的获得与使用要克服种种自然阻碍，譬如茶叶运到西藏要经过长途跋涉，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实现茶叶的空间转移，从而保证信众到西藏熬茶论道。其次，熬茶饮茶即沐浴佛法，表达虔诚，同时也是回馈身体和精神，象征着世俗之中的功德在自然中得到升华。最后，大规模的熬茶耗费大量的燃料，而在民主改革前，西藏的燃料资源贫乏，高原牧区尤其如此，主要燃料为牛羊粪，而牛粪在牧区传统火炉、火塘的使用会严重污染室内空气［3］。

从宗教信仰角度来看，熬茶是在特定历史下的宗教仪轨之一，表现了藏传佛教的广泛影响以及产生的凝聚力，它本身可视作中华民族有机体具备的精神特质的一种表现。清廷对入藏熬茶既支持又保持着推进与规范的态度，曾规定，10人以上入藏熬茶要有请票程序，并由驻藏大臣给予执照方可实行［1］(P254)。清廷的用意很明显，即以此树立和巩固在边疆地区的权威和统治，而其效果也是显著的。在其中，颇罗鼐的表现堪称典范，蒙古诸部深受影响［1］(254-255)。这样，以熬茶形式形成的藏传佛教的文化网络不但连接起信仰的内容与形式，而且也使权力的运行获得了宗教合法性与世俗合法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