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着人民生命健康至上的原则，同各国一道促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但与此同时，美国一些人经常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疫情防控，一再将疫情政治化，不断制造虚假信息，助推新冠肺炎疫情与“信息疫情”叠加传播。

美国作为“全球第一虚假信息国”，涉疫情虚假信息的制造、传播及其严重后果直接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美国媒体也承认这是一种“美国式失败”。在美国虚假信息弥漫的背后，反智主义、政治极化、制度性矛盾等构成了美式失败的主要原因，给其他国家和全人类带来的风险更值得我们警惕。

一、美式抗疫中的虚假信息与恶劣影响

伴随疫情肆虐，美国白宫疫情发布会、美国部分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成为散布虚假信息的三大帮凶，美国部分政客一再将病毒溯源政治化，恶意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蓄意栽赃和构陷他国。这些行为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造成了严重威胁。

美国政府本身即是虚假信息的推波助澜者。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主政时期的白宫疫情发布会，就是虚假信息传播的最大推手，“新冠是流感”“新冠会在天热时自动消失”“某某药物能够有效治疗新冠”等言论以官方发布信息的形态出现，极大影响了美国民众对于新冠病毒以及疫情防控的正确认知。在关于美国首例病例确诊时间问题上，美国官方一直声称2020年1月21日是最早的确诊日期，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实际出现疫情的时间要远早于这一日期。

如果说白宫新闻发布会彻底丧失了其本应肩负的权威信息发布的职责，那么美国众多老牌新闻媒体机构的涉疫报道则背离了其一向标榜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2021年6月28日，彭博社发布“全球抗疫排名”，将美国排在第一，严重违背了美国是全球感染病例数和死亡人数最多国家的基本事实。对新闻真实的追求本应是新闻媒体的使命，但在疫情这一试金石面前，美国新闻行业的所作所为让美国民众对其信任度创下了历史新低。尽管很多美国媒体在其官方网站上打出“增益事实的力量”等口号，但其报道中存在的结构性偏见长期得不到纠正，信誉度已经受到重创。

社交媒体是美国民众获取疫情信息的主要途径，但面对社交媒体平台充斥着鱼龙混杂的信息，大量美国民众更显得手足无措。在疫情叠加后真相的语境下，看似海量的社交媒体信息实则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恐慌。为了避免信息过载带来的恐慌，民众会基于用户画像、所属圈层和网络连接关系，形成特有的信息把关标准，这一标准并不与传统意义上职业记者对新闻真实的把关准则相一致。特别是在阴谋论的作用下，美国民众更倾向于认为主流新闻媒体的报道是不可理喻的，主流媒体的合法性地位进一步降低。加之疫情导致的经济萧条，仅在2020年美国就有数十家新闻媒体机构宣布关停，新闻从业者被迫辞职或转行，不少人因此失业。

美式抗疫中虚假信息的弥散带来了两方面严重后果。一方面，虚假信息导致新冠肺炎疫情与“信息疫情”叠加，引发社会动荡。“信息疫情”的概念最早由世卫组织专家提出，用以说明人们因为信息过多而难以辨别真实和可靠的内容。“信息疫情”会引发民众的心理恐慌，加剧社会矛盾，对科学的疫情防控和人们的身心健康都会造成显著危害。另一方面，虚假信息的传播直接影响美国民众和美国舆论对他国的认知。中国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然而在疫情背景下，美国对华舆论变差，其国内政治根源在于，部分美国政客向民众传递了不正确和不准确的关于中国的信息，这些虚假信息成为美国民众对华态度的判断基础。

二、反智助推虚假信息泛滥

美式抗疫中出现虚假信息的背后，既有美国政府将疫情高度政治化、对病毒溯源进行有罪推定的影响，还涉及美国社会中长期滋生的反智主义、制度顽疾引发的极化问题，反智与极化都对虚假信息的制造与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谓反智主义是指对知识和理性的轻视与嘲弄，反智主义在美国长期存在，早在20世纪60年代，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等学者就对美国社会中的反智主义现象作出了论述。反智主义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于“智性”本身的憎恨与怀疑，二是对知识分子的轻视乃至敌视。作为美国社会中长久存在的一种思潮，反智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还受到区域经济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宗教信仰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复合影响。至于反智主义在美国形成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反智主义源于美国的商业传统以及美国文化中浓厚的功利主义烙印，这二者使得美国民众不信任那些所谓的不切实际的知识与智识。至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中的反智主义又进一步演化为宗教反理性主义、民粹反精英主义和草率工具主义等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