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凡百慎交绥”强解为“谨慎用兵”（实质就是反对用兵），除了由于对基本字词训释和诗意理解的偏差外，根本原因在于不能正确看待杜甫辩证的战争观，换言之是将杜甫所乐见之勇武振作与杜甫所深非的穷兵黩武相混。杜甫的确反对不义之战。玄宗统治后期的大开边衅，杜甫不仅当时即能在一片狂热之中高喊出“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九首》其一），“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的警世先声，时过境迁之后，他还充满遗憾地追议：“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其二）至于以悲悯之心沉痛展示战乱之苦的诗句，就更是不胜枚举。但是如果据此认为杜甫有“一向的反战情绪”，显然与实际不符。杜甫对战争的残酷与危害是了然的，正因如此，他又深知很多时候非以战而不能止战的道理。在面对安史之乱、吐蕃陷京和西南军阀骚动这三次较为严峻的军事危机时，杜甫皆作如是观，而绝不是一味调和妥协。

论者或举旧史及诗文文献中多处语例以证“交绥”为“交战”意者，然而一方面有些语例存在明显误读，如陈师道“旧好无新功，终年此交绥。未须坚百战，当即建降旗”（《赠赵奉议》）、刘克庄“君豪频挑战，吾老怯交绥”（《题蔡烓主簿诗卷》）诸句中的“交绥”，显然即只能作“交退”而非“交战”解。更重要的是，文献中出现“交绥”者，往往是与“退”“覆”“败”联系在一起，如《梁书·武帝纪上》“公治兵外讨，卷甲长鹜，接距交绥，电激风扫，摧坚覆锐，咽水涂原，执俘象魏，献馘海渚，焚庐毁帐，号哭言归”一段，描写的就是一场败仗的发生，所谓“接距交绥”，指的是对方和我军接距即交绥（溃败），这里的“接距”与“交绥”，是因果连接而非并列关系。再如唐人杜牧《为中书门下请追尊号表》中“健兵倅马，不可当锋。虽李广材能，充国沉勇，但能闭垒，岂敢交绥”数句，杜牧此文作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三州七关收复后，此处的“但能壁垒，岂敢交绥”，正是对前引《左传》原典的剪裁化用。按“交绥”出现在《左传》中，是缘于一场秦晋战事，当时晋人臾骈根据秦军之不耐久战，向主帅贡献“请深垒固军以待之”的战术，而投降秦国的士会则建议利用晋将穿（赵之侧室）“不在军事，好勇而狂”的弱点诱使其出，后来晋军果因穿之冒进而败退。明乎此，可知杜牧实际上是肯定唐军面对对手（吐蕃）的长期军事优势，选择的是坚守以待其师老无功的正确策略，而不是冒险出战以致“交绥而退”。这也与其后对唐宣宗之“今陛下用仁义为干戈，以恩信为疆场，所求必至，有斗必先，不遗一矢，不顿一刃，洗八圣旰食之恨，雪百年亡地之羞”的赞语相照应，更与杜牧所拥护的晚唐牛党在边疆上反对用兵，一意绥靖的主张相合辙。设若将“交绥”理解为“交战”，则即意味杜牧这里是斥讽我军怯战，在《为中书门下请追尊号表》这样正式庄重的文章场合，杜牧绝无可能如此“孟浪”。

作者：王树森（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杜甫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之《夔府书怀四十韵》末句“凡百慎交绥”，自宋人郭知达始，古今注说多据晋代杜预对《左传·文公十二年》“乃皆出战，交绥”句的注解“古名退军为绥”（引自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认为此句表达的是诗人希望诸将奋力进攻而不可轻言退兵之意。近来有同志提出“交绥”即“交战”，“慎交绥”实为“慎交战”，杜句应解作“希冀朝廷谨慎用兵、尽快消弭兵灾的意愿”，体现出杜甫“一向的反战情绪”。（郝润华《杜诗“凡百慎交绥”意蕴索解》）据字词本义，全诗意脉以及杜甫后期身处之时局，这个新解不能成立。

本文转自：光明网

按，绥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车中靶。”清人段玉裁注云：“靶者，辔也，辔在车前，而绥则系于车中，御者执以授登车者，故别之曰车中靶也。”段氏复引《论语·乡党》“升车，必正立执绥”句周生烈所作“正立执绥，所以为安”之注，引申“绥”为“凡安之称”，进而补许慎所谓“绥”字乃“从丝，妥声”曰：“毛公曰：‘妥，安坐也。'绥以妥会意，即以妥形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绥”字从求安的本义，演化为后来的通“退”，其间逻辑，唐代孔颖达有过很好的疏解，孔氏疏“绥”云：“绥必是退军之名。绥训为安，盖兵书务在进取，耻言其退，以安行即为大罪，故以绥为名焉。”（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九下）意即“绥”本作“安”解，因兵书讳言“撤退”，故以“绥”通“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