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文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像丁玲、陈学昭、韦君宜、白朗、草明等一批经历了知识分子改造洗礼的女作家的转型，以及茹志鹃、菡子、刘真等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草根女作家登上历史舞台，1949 年之后的女性文学尤其是女性小说，呈现出了与现代女性文学不一样的新貌，反映了历史巨变时代妇女的特殊生存经验、社会实践及其生活世界的变迁；同时，也从女性视角观察并记录了社会主义时期各种重要的历史事件、文化嬗变以及历史中“人”/社会的复杂性。

一般来说，1949—1980 年间的女性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1976 年，以“十七年”女性小说为代表，立足于革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展现了建立在阶级/集体认同基础上的激进的妇女想象与书写；第二阶段为1977—1980 年，伴随着20 世纪70 年代末的社会历史转折，女性小说呈现出了承上启下的转型态势，借助于对女性个人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关注和强调，对前一阶段社会主义妇女想象与实践有所反思和批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新时期文学”的前奏。

1949—1980 年间的女性小说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复杂形态，体现了社会主义女性文学乃至社会主义时期妇女生存经验的多元面向及其历史演变，如何进一步认识和把握这一时期女性小说的内涵、特点及得失所在，值得好好探讨。

一

新中国的建立，为女性小说拓展了新的书写空间。具体来说，1949—1976 年间的女性小说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而展开：首先，从女作家大多带有个人亲身经历的经验出发，通过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在革命战争年代艰难成长的心路历程的书写，来理解新中国得以诞生的革命历史实践经验及其内在逻辑。这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有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1950）、袁静等的《新儿女英雄传》（1956）、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茹志鹃的《三走严庄》（1960）、刘真的《长长的流水》（1962）、董速的《在革命的摇篮里》（1962）等。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像邵玉梅（《为了幸福的明天》）这样童养媳出身的贫苦女工还是像林道静（《青春之歌》）这样具有无产知识青年气质的女性，在动荡的旧社会原本都处在边缘的受压迫的位置上，这种压迫不仅来自于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结构，也来自于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男尊女卑的性别文化，还来自于父权制/夫权制控制的家庭——哪怕是贫苦家庭——对于女性的歧视与偏见。因而，尽管这些女性都被设计为具有倔强的性格、较为明显的自我意识以及不认命的反抗精神，但显然，仅仅凭借她们自己的力量，并不足以打破既有的家庭/社会具有异质同构性的压迫结构——小说因此会花比较多的笔墨来写她们各自个人奋斗式的反抗所经历的各种甜酸苦辣、付出的惨痛代价以及最终的呼告无门。

在这一情形下，“革命”的出现，无疑另辟蹊径，为“弱者的反抗”①指示出了一条更有力量的以阶级反抗为核心的底层翻转与社会变革的新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底层草根女性与革命的相遇，或者更准确地说，投入革命的怀抱，往往并不是仅仅建立在自身的觉悟基础上，而是要首先借助于更为成熟的革命者的引导，如黎强之于邵玉梅，卢嘉川之于林道静，李云风之于小战士“我”（《长长的流水》），土改工作人员“我”之于来全嫂（《三走严庄》）……作为成熟的革命引导者，其本身显然被赋予了某种“道成肉身”的意味，但对于被引导者而言，他们却又不单纯是作为政治领路人形象出现，小说更有意思的地方，是往往会渲染引导者与被引导者之间所自觉不自觉氤氲着的那种没有血缘却又胜似血缘的情谊，甚至有部分作品还大胆描绘了引导者与被引导者之间所萌生的爱情关系。由此出发，形成了女性以身心高度统一的方式皈依革命的模式，并导向了具有高度号召力和凝聚性的“革命大家庭”的建构。在这样的格局中所诞生的女性革命者，由此并不是简单地笼罩在高大上的英雄光环下，而更展现了其可感可亲的平凡的一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与主流的书写模式形成了差异性：一方面，以带有书写者自身女性意识的视角，观察到了女性作为革命主体生成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从相对柔软的情感政治角度，对中国革命框架中的妇女解放经验乃至中国革命的成功奥秘做了更加细致入微的揭示。

但是，如何在呈现妇女解放与阶级革命有机结合所产生的巨大推进效应的同时，进一步呈现并把握两者之间因不能完全重合所出现的新的妇女问题，这一时期的小说虽有所触及，但总体相对关注得较少，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其后的女性书写需要突破的难点所在。